□董哲仁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摘 要 “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涵，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现代生态学的哲学基础应该追溯到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天人合一”的理念。近现代西方占主导的哲学思想是“天人二分”及“人类中心主义”，这些哲学理念与现代科技进步相结合，强化了人们“征服自然”“主宰世界”的意识。当代出现的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迫使人们通过深刻反思，认识到只有树立“天人合一”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才有可能使人类摆脱困境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 传统哲学 现代生态学 人类中心主义
“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哲学占主导地位的命题，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它应该是当代生态学的哲学源头。面对当代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与资源枯竭的严酷事实，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导思想“天人二分”相对照，人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智慧光辉。
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
“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哲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哲学命题。
“天人合二”作为一种古典哲学理论，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周代，从先秦时代发展到明清时期，在宋朝出现过学术的高峰。究其源头，对于《周易》的阐发是这个思想体系发展的主线。相传周文王集成已往理论建立八卦学说，成书为《易经》，其后与孔子的门徒所著《易传》合而为《周易》。“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由历代学者发扬光大，又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学说。
比较早阐述“天人合一”思想的是战国时期的《郭店楚简·语从一》：“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意思是《易经》这部书是会通天道和人道关系的书。另——部古籍《系辞》深刻阐述《易经》的实质：“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这里的“三才”指“天道”“地道”和“人道”，而“道”贯通“天道”“地道”和“人道”三者，由“道”可以统一“三才”中的任何一个。《系辞》又进一步阐发《易经》包含着“天”与“人”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概括说，不能研究“天道”而不涉足需求，能否一、二期工程建设方案统一考虑、连续建设、分步实施?其效率和效益如何?南水北调西线的供水目标问题非常复杂。增水的措施不只限于南水北调西线，还有很多替代出来的水可作为增水，这样的增水又该如何运用?调水调沙体系建设需要进行多方向增水运用的论证。
(3)完整和不完整的水沙调控体系所能达到的目标要科学研究确定。比如论证报告中提到，通过古贤水库的建设运用(可以控制黄河80%的粗泥沙以及全河66%的泥沙)，可以将潼关高程降低2m左右，作用还是很大的，但是这一作用是在一定条件下计算分析的结果，目标的实现需要综合措施。
(4)水库基本上都是以综合利用为目的建设、运用的，水沙调控是基于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的一种调度运用方式。鉴于黄河治理的复杂性，以及黄河水沙过程较强的随机性，在冰沙调控体系构建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以水沙调控体系建设为主要目标的工程建设，同时也要考虑以水沙调控体系运用为主要目标的原有工程目标的调整或划归，以及建立在水沙调控体系运用基础卜的现有工程调度方式和规定等问题。对于水沙调控体系，其建没范围不止限定在工程体系上，还有非工程体系。
(5)水沙调控体系建设与运用，客观上也会对黄河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产生一定的影响，要研究建立在其他目标基础上的工程运用方式的相关性和方法。
(6)水沙调控确实是黄河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方式通过充分沦证、建设和运行以后，必定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定是与其他措施，乃至整个治河体系相关联的，及“人道”，也不能研究“人道”而不涉及“天道” 。这种思维模式即是“天人合—”。
《说卦传》中说，“昔圣人之作《易》，将以顺性命之情，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意思是，古代圣人作《易》是顺乎性命的道理，所以用阴阳明“天道”，用刚柔说明“地道”，用仁义说明“人道”，而“三才”是可以统—到乾坤的两两相对相即的模式，此进一步解释了上述《系辞》引文中“兼三才而两之”的含意。《易》是把天、地、人统一起来看待的。后来有学者归纳为“天”和“人”，认为“天”包含了“地”。
宋朝的理学家把“天人合—”的思维模式更加明确。程颐指出：“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张载更明确提出“天人合—”的命题：“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概括讲，中国传统主流哲学认为研究“天”不能不涉及“人”，而研究“人”不能不涉及“天”，这就是“天人合—”的思想。“天人合一”反映了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也体现厂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崇尚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二、“天人合一”与现代生态学
在当代全球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日趋尖锐的形势下，科学界的目光聚焦于生态学 。生态学是一门蓬勃发展的学科，其比较早的定义是1866年由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首先提出的。他把“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命名为“生态学”。现代生态学定义生态统为“一定空间中的生物群落(动物、植物、微生物)与其环境组成的系统，其中各成员借助能量交换和物质循环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功能复合体。”其研究尺度从基因、分子直到地球生物圈。生态学比较大的贡献是突破了已往狭隘的学科划分，不再局限于社会学、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等具体社会学科和生命学科，也不局限于气象学、水文学、地理学等具体环境学科，而是把生物(包括人)及其环境作为统一体进行规察、研究，寻求其变化演进的规律。这种整体论和系统沦的观点，正是“天人合一”体现的方法论原则。
一些中外学者认为，现代生态学的哲学基础应该追溯到中国的传统哲学，特别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基本，原理。当然，“天人合一”是一种哲学思想，并不能代替科学技术，也不能具体解决工程问题，但是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它可以从宏观思维对世界的把握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1.“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强调“知天”与“畏天”的统一
按照“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然对抗的力量，强调“知天”和“畏天”的统一。孔子在《尚书·大传》中以和子张对话的形式阐述“仁者乐山”的道理。孔子说：“夫山，草木生焉，鸟兽蕃焉，财用殖焉，出云雨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食，此仁者之乐山者也。”在孔子的慧眼里，山可以生长草木，草木繁衍鸟兽和其他有价值的物质，调节气候和雨水，形成万物，使百姓有其食，有其用。孔子这一席话，形象地概括了山川河流在地球生命圈中作为生命的介质和载体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运行的规律，描绘了河流湖泊生态系统的勃勃生机，分析了按照现代生态学的说法叫做河流生态系统的功能，正是靠山川河湖抚育滋养万物，自然界为人类创造了栖息繁衍和发展的条件，“万物已成，百姓以食”。
这种和谐来源于对自然界的尊重和敬畏。孔子还讲过“知天命”。所谓“天命”泛指自然规律。“知天”和“畏天”是对立统一的。“知天”，指人掌握自然规律：“畏天”，指人对自然界要心存敬畏。“畏天”而不“知天”，是人类蒙昧时代神秘主义的根源。另一方面，片面强调“知天”而不“畏天”，则逐步形成了西方近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理论，继而又以现代科学技术作为武器，把人类推上了全面与自然相对抗的道路。
“天人合一”强调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不是互相割裂而是相通的。或者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遵循统一的规律。这种规律在老庄哲学中称之为“道”，道家把天地宇宙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道”是一种自然法则，只有顺应自然，才能成势。道家反复强调要避免反自然的行为。
2.“天人合一”以“仁”为性，提倡“仁爱自然”
在《周易》中，把天、地、人是统一看待的，认为天、地、人“三才同德”，“人”是天的一部分，自然不是“天”的主宰。在儒学中把“仁”作为比较高道德准则，所谓“仁者爱人”，指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为天所生，与天具有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人也应该有“爱人利物之心”，所以儒家提倡“泛爱生物”和“仁爱自然”。珍惜自然，保护自然，人对于自然界的巨大恩惠要予以仁爱的回报。
“天人合—”的哲学理念也体现了对于自然“真善美”的追求，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中国人类生态中的人文观点，十分重视人的社会性，提倡仁爱、正义、宽容、和谐的品质，人的价值在于道德的完善和对于群体和家庭的贡献。儒家和道家都注重人的个人修养及其与自然的融洽关系，把对于人的仁爱推及生物和自然。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下。”主张关爱生命，提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我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可以说是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源头。
3.“天人合一”提供了现代生态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解释宇宙结构、起源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阴阳双方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相互转化，构成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运动。
五行学说用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索概括整个物质世界，借以说明这五种系统之间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的调控关系，解释自然与社会动态平衡关系的“相乘”或“相侮”等现象。阴阳五行理论指出了万物竞争共存和相生相克等哲学思想，体现了自然界促进与抑制、成长与腐朽、合成与异化之间的平衡与转化，这些正是现代生态学的哲学基础。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著名论断。这里的“法”是“效法”的意思。归根结底，人类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效法自然。体现在建筑理念方面，提倡“工不曰人而曰天，务全其自然之势”(《管氏地理指蒙》)，“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冶》)。这些思想又是以利用牛态系统自组织、自恢复能力为基础的当代生态工程学的哲学基础。
4.“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与自然资源保护的哲学理念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巴比伦文明、玛稚文明和撒哈拉文明，由于先民对于资源的过度开发，自毁家园，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从而使这些文明消亡在荒漠与丘陵中。而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而绵延不绝，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不得益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哲学理念。
中国农业具有4000余年的历史，供养着众多的人口，而地力经久不衰，生态系统具有可持续性，其秘诀在于我们的祖先早就具备了朴素的系统生态观。
首先，注重保护和爱惜土地资源，合理从事农业活动。在《论衡》中就总结了如何连作、轮作、间作、套种和有机肥料的合理使用等农业措施。其次，农事活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淮南子》)。又按照二十四节气从事农事，充分遵循生态规律。再者，提倡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早在战国时期《管子·牧民》中就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使农业生态形成良性的食物网，又与自然生态系统建立起合理的结构，实现充分的物质循环。特别是，我国古代高度重视生态系统保护，孟子提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主张适度采伐的原则。不少封建王朝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建立了环境保护法令法律。早在战国时代，管仲任齐国宰相时颁布法令，规定在封山育林期间，违令砍伐者将判死罪。到秦代颁布了我国比较早的环境保护法律——《田律》。《田律》规定了环境保护的对象，包括树木、水源、植被、鸟兽鱼虫，对狩猎和采集的时间、方法都作了具体规定，规定了对各类违法行为的处罚办法。
始建于公元前256年的都江堰工程是中华文明瑰宝，是体现“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的伟大实践。都江堰是一座无坝引水工程，它利用天然地形，顺其河势，因势利导。因为没有筑坝，也没有对于河流进行大规模的工程改造，因而未损害河流的地貌学特征，保持了水文和生态意义上的河流连续性。都江堰工程绵延2260余年，至今灌溉着66.8万hm2农田。人们发现，此前的岷江生态系统一直保持着健康状态，而岷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成为四川盆地的精华。都江堰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是十分丰富的，择其要点，可以说，在崇尚自然与顺应自然中谋求人类的利益，以“道法自然”的原则进行工程建设，以“仁爱自然”的心态实施河流管理。与此相对照，近百年来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水利工程技术，无论在工程规模还是建设速度方面都显示出巨大的能力。但是，大规模的河流改造又给河流生态系统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对比之下，更使我们感悟到，祖先在都江堰工程所昭示给我们的是莫大的智慧。
三、“天人二分”与生态危机
与中国传统哲学主流提倡的“天人合一”相对照，近代现代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是所渭“天人二分”。西方哲学长期把精神界和物质界看成是独立的，互不相干的，因此其哲学是以“精神界”与“物质界”的外在关系立论，“天人二分”的哲学思想，把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对立的地位。近代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创建主客二分的哲学和数学归纳法，在笛卡儿的体系中精神和物质界是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在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中，人成为自然的主宰。
“天人二分”哲学思想为“人类中心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从古代萌发，在中西文化历史中都有其发展的轨迹，但这种理论取得主导地位并在理论与实践中取得伟大成就，则是由西方完成的。人类经过几十万年与自然界的艰苦斗争，终于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活，从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了新的觉醒，对于自身巨大创造力有了全面的理解。随着近代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人类对于自然界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从理论到实践都不断验证人类中心主义的“正确性”，更进一步强化了人类作为自然界主宰的信心。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成功，西方国家进入了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取得的巨大成就，导致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成为人类豪迈的目标。人们认为地球的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的;认为自然资源是大自然的恩赐，是无须付出代价的;还认为只有人具有价值，自然界是没有价值的。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对于水、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掠夺性的开发、滥用和浪费，导致了地球环境的急剧恶化，自然资源的短缺和枯竭，环境事故、生态灾难以及自然灾害频繁，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退化，产生了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这一切说明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发展，比较终暴露了其极大的局限性。
从20世纪中期开始，一些学者对于”天人二分”哲学和“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46年《论人类中心主义的信》中指出：“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者的看护者。”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R.卡逊在其著名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指出：“‘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1976年出版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发出警告：“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不可能生存下去。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1987年联合国任命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完成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反映了对于人类与自然关系认识的突破。经过几于年的正反经验教训，人类比较终认识到，主宰世界、征服自然是不现实的，需要回到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观念上来。
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走过了一条荆棘丛生的漫长道路，充满了苦难与斗争、昂奋和忧虑。面对当代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的严酷现实，在痛苦的反思中，世人把目光，又投向了4000年前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光芒的“天人合一”哲学理念。
参考文献：
1 王如松，周鸿.人与生态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1
2 William J. Mitch & Sven Erik Jorgensen, 《Ecological Engineering and
Ecosystem Restoration》, John Wiley & Sons, Inc., Hoboken, New Jersey, 2004
3 董哲仁，筑坝河流的生态补偿，北京：联合国水电可持续发展研讨会论文集，2004.10
责任编辑 李建章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and ecology protection
Dong Zheren
Abstract: The philosophical intension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is the congruence of human and natur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modern ecology should be looked back up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especially the cognition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The latter-day Hesperian philosophy insists that "Separation of Heaven and Human" and "Anthropocentrism". These concep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inforce peoples ideas of "Conquer the Nature" and "Dominate the World". The ecological crisis and depletion of stock of modern society make people put on their thinking cap and realize that only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and the congruence of human and nature can lea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make people break away from poverty.
Key words: traditional philosophy; modern ecology; anthropocentr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