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保 日本人能教给中国些什么？

　　比较近可真是到了“危险中国季”，事关人身安全的大新闻，接二连三地出现。先是前段时间，在北京出现了“年轻女子酒店遇袭”的事情。比较近，江苏又连续冒出两个“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

　　两起“毒学校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与学校周边的化工厂离不开关系。

　　在这种环境新闻的评论里，除了人们的义愤填膺以外，往往还少不了“向日本看齐”的声音。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日本人在环保方面，就能比中国人做的好呢?

　　今天，知叨君就来和大家说说，日本人的“环保斗争简史”。

　　也曾严重污染过的日本

　　说起日本的环境，相信去过日本的朋友，对那儿的感觉就是：干净!天空蓝得通透，城市像水洗过一般。 据2014年，由耶鲁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发布的，一项旨在衡量政府在环境和生态系统保护政策力度上的排名，也就是“全球环境效绩指数”(EPI)显示，在全球178个参加的国家中，中国仅位列第118，分数是43。而彼时的日本排名第26，分数为72.35。

　　不得不说，在环保方面，日本人的确比中国人做得好。

　　别看日本现在环保搞得不错，但或许大家不知道，他们原来的环境污染情况，也很严重。

　　时间还要回到19世纪后半期，当中国在“大清药丸之路”上大步迈进时，日本则因为明治维新的关系，开始走上了“东亚”的征途。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本的起环境公害问题——“足尾矿毒事件”也随之出现。

　　该事件发生在东京附近的足尾铜矿。自19世纪70年代起，伴着足尾铜矿的开发，污染就产生了。1885年，矿山转由古河氏财阀经营后，环境污染呈愈演愈烈之势。因为该矿石含有30%-40%的硫磺，精炼时会产生大量对人体有害的二氧化硫和重金属粉尘。所以，当废水废气乱排放时，会导致人和动物中毒、农田污染，以及树木枯死的状况。再加上炼铜时，需要燃烧大量木材，这就造成了森林被滥砍滥伐。而随着树木的消失与废弃物的乱排，当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洪涝灾害、水土流失和居民中毒的情况。虽然政府曾被迫同意改造该地区环境，但直到1973年，足尾矿山才关闭。

　　如果大家对“足尾矿毒事件”不太了解，咱们就换个更有影响的事儿来说。

　　上世纪50年代，在日本的熊本县，曾发生过一系列奇奇怪怪的事。1950年，有大量海鱼成群在当地海面游泳，任人捕捞，海面上常常出现死鱼、海鸟的尸体。1952年，许多只猫跟着了魔似的，走路时或步履不稳、或疯狂奔跑，有些猫“群魔跳舞”，甚至还出现了猫咪集体跳海自杀的情况。1956年，当地居民也出现了和猫类似，走路不稳，精神失常的症例。没错，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水俣病事件”。

　　水俣病是熊本县水俣湾沿岸地区的居民，因长期食用受污染的鱼贝而引发的疾病。其污染源是水俣氮肥厂排出的，含有甲基汞的工业废水。由于甲基汞的污染，不仅许多人的身心健康备受摧残，而且当地生态环境也倍受打击，水俣湾的鱼虾不能再捕捞食用，渔民们失去了经济来源。

　　更糟糕的是，因为水俣氮肥厂的封锁消息，使得该事鲜为人知，没能做出预警。1965年，在与熊本县相隔千里的新泻县的土地上，史称“第二水俣病事件”的悲剧再次上演。

　　同时期内，日本三重县还有过“四日市哮喘事件”(1961年)。四日市临海区域内，聚集着各种大型工厂。在没有安装任何“防大气污染设备”的情况下，工厂将高浓度的二氧化硫，大量排放到空气中，造成当地民众呼吸道疾病频发。其中，幼儿和老年人的发病率极高。

　　此外，在那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日本还发生过“东京六价铬事件”、“富山痛痛病事件”、“九州米糠油事件”等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

　　那么，在发生这些污染事件后，日本人又是怎么做的呢?

　　论环保的全民持久战

　　一提起“面对环境污染怎么办”，国内媒体基本都是在讲“政府监督、企业自律”等车轱辘话。似乎，这里面并没民众多大事。所以，知叨君下面就以新泻的“水俣病事件”为例，跟大家说说，日本民众在遭遇此类问题时的反应。

　　“第二水俣病事件”发生后，新泻县举办了以民主医疗团体为中心的研究班，重点讨论了“为什么水俣病会反复发生”的问题。

　　结论是新泻水俣病并非偶发事故，首先是因为政府并没及时采取措施，对先前熊本县水俣病的首要原因保持暧昧态度，并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分化瓦解患者的维权队伍，致使昭和电工这类无良企业能起无忌惮地排泄废水。其次是水俣市的受害者在当地遭到孤立，不仅事故公司的普通员工，不能为受害者站出来说话，连当地的地区工会和一般民众，也与受害者形成了对立态势，致使受害者势单力薄，孤立无援。

　　因此，新泻县民众意识到，完全依靠政府来解决问题是不行的。重要的是，大家要齐心合力支援受害者，而不是各人顾各人。于是，1965年8月，“新泻县民主团体水俣病对策会议”(简称“对策会议”)应运而生。正式加入这个团体的有医师协会、工会组织、妇女联合会等组织。

　　在该组织与地方政府长期反复的交涉中，受害者意识到，这些行政部门与肇事企业穿一条裤子，甚至还与昭和电工沆瀣一气。接着，他们便邀请了律师和法律学者，设立了诉讼委员会，想要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但对当时的受害者来说，同政府打官司会被视为“以下犯上”。所以，受害者们也有点畏畏缩缩。见此情景，“对策会议”和诉讼委员会多次走访受害家庭。直到昭和电工扬言“即使国家拿出了结论，我们也不会认同”，国家对此也保持沉默时，愤怒的受害者才彻底坚定了打官司的决心。

　　1967年6月，新泻水俣病发生两年后，13名患者把昭和电工告上了法庭，提起了日本首例正式的公害诉讼审判。然后，全日本掀起了“反环境公害”斗争。1967年四日市进行了大气污染审判;1968年富山县有了对“痛痛病事件”的审判;1969年熊本县审判了此前忽略的“水俣病事件”......经过不懈努力，受害者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1971年9月，地方法院判定受害者胜诉。

　　与此同时，由于改名后的“对策会议”，在1967年提起了新泻水俣病的次诉讼，此举推动了日本政府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71年的判决后，政府又设立了日本环境省(类似中国的环保部)的前身，也就是环境厅。

　　可以说，日本“针对环境公害”所设立的行政机构，是在受害者维权，其他民众也帮助受害者的基础上发展、充实起来的。

　　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看到这儿，有没有叨友好奇，要说事故公司的普通员工，因为利益感情关系，不去帮助受害者还能理解，为什么一般民众也会排斥受害者呢?

　　这可能与人们更重视“群体思维”有关。

　　“群体思维”就是，群体对和睦一致的渴望要求，可能会压倒对相反观点的真实评价。通俗点说，人们会为了维护群体的和睦而压制不同声音。也就是“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出现不和谐的声音，稳定压倒一切”。

　　“熊本水俣病事件”前期，水俣病犹如受到魔鬼诅咒的传染病，人们觉得得过或接触这种病的人都很肮脏、堕落，患者们在痛苦贫困的同时，还要忍受他人的“精神伤害”——贬低与谣言。

　　患者家庭不敢出声，担心孩子找不到工作和结婚对象。未患病的水俣市民众则歧视患者，认为他们的抗争伤害了水俣市的形象，影响了国家建设的大局，危害社会稳定。主流社会没有对受害者提供太多声援，官商勾结被刻意忽视了。

　　这就是日本当时的状况。虽然国家在1947年形式上实行了民主制度，但在1950年代，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民间社会，整体上依旧受帝国时代国家主义教育的影响，主流社会依然认为城市的支柱产业比受害群体重要，城市形象、国家利益高于个人。

　　说完日本，我们再回头看看自己。在“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被央视曝光前，多位家长就曾因学生身体出现异常而上访。在上访过程中，多次遭到相关部门阻拦，被告知“不要惹事”。个别家长还遭受了被有关部门传唤询问、短期拘留的经历。事件曝光后，还有该校的学生认为，这件事是外界在抹黑常州外国语学校，不能玷污学校的名声。比起七八年级同学的生命，九年级毕业生的中考似乎更重要些。

　　虽然此事的言论中也不乏“日本也经历过污染，伦敦也经历过，这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再过几十年，中国的环境自然会变好”的声音。但大家要清楚，“环境变好”不是无需努力、无需流汗、只要在家坐等几十年，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日本现在的环境之所以那么好，那是因为人家的的确确真做了什么。

　　况且别忘了，中国从1992年就开始治理水污染，北京从1998年就开始治理空气污染了。可现实呢?

　　比较后，看完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经济发展的路上，的确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环境问题。所以，在问题出现后，需要我们大家去共同监督，去关心这些问题，而不是仅仅自己不随意乱丢垃圾这么简单(何况这一点也不一定能做到)，也不是各扫门前雪，以为事情没发生到自己头上，就不在乎。

　　过去报道有关农村地区，被污染的河流和癌症村的时候，所谓的“中产精英”都不在意，觉得离自己很远。而“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的出现，对“中产精英”来说，着实是个警醒。要知道，大环境被破坏的时候，没人能独善其身、岁月静好的。

　　当然，在全民行动之前，政府也应该完善相关制度，允许普通民众能够有效监督，不受人身威胁。毕竟，大多数人还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世代生存，能移民国外的，还是“少数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