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5年我国水污染现状调查：3.6亿人难寻安全饮用水

　　安徽蚌埠，又叫做珠城。

　　淮河穿城而过。

　　60多岁的陈老汉就住在淮河岸边。他的家就是一条用于航运的小船，被固定在岸边。不大的船上摆放着三四个大水缸，显得极不协调。陈老汉说，虽然住在水上，但他们喝水却非常麻烦。每隔十天半个月，就要划着小筏子到数里外的蚌埠闸附近取水。取回来的水贮在水缸里，放上明矾澄清几天才能用。平时洗衣、洗菜、做饭都得靠它。

　　守着淮河没水喝，这是淮河流域居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保障饮水安全，维护生命健康”——第13届世界水日的主题。而对于中国的13亿百姓来说，“保障饮水安全”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向全国人民郑重承诺。他说，要抓紧解决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要以水污染防治为重点，加强工业和城市污染治理，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实行严格的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加大环保监督和执法力度。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

　　“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这在政府关于水污染治理的众多论述中无疑是比较务实的一句话。但通过总理的真情承诺，也揭示了我国水资源遭遇严重污染的现实。

　　今年3月底，我国政府通过《中国日报》正式发出了水资源污染的警告。政府官员也首次表态称，预计3.6亿中国民众缺乏安全的饮用水。另外，官方也承认全中国有70%的河流湖泊受到了污染。

　　据报道称，有大约200万人因为饮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其中包括癌症。比较近的一次调查显示，有95%的抽样检查都显示出先兆污染的情况，其中有些样本还受到污水污染。

　　自来水，“比较后一道防线”告急

　　全世界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缺乏饮用水，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目前已有70%，即17亿人喝不上清洁的水;每年有500多万人，其中包括200万名儿童死于与水有关的疾病;伴随流域水资源危机而出现的“环境难民”1998年就已达到2500万人，超过了“战争难民”的人数。有媒体报道指出，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在饮用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水，“水污染”已经成为中国比较主要的水环境问题。

　　据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的点状和面状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咸潮等自然灾害还严重威胁到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健康。医学已明确认定，饮用过咸的水将会影响心血管系统和加重肾脏的压力，特别是对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的人群危害更大。

　　而根据各地环保局的调查显示，被很多业内专家沉重地称为“比较后一道防线”的自来水，如今也是频频告急。

　　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当水在遭到严重污染时，它的反噬之力我们又将如何抵挡?

　　农村水污染 癌殇将继续多年

　　广东省清远市斜塘村，是一个在当地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村落，这个村落在2002年被媒体曝光之前，却一直被死亡预言一般的“魔咒”笼罩了几十年：村里的男人在壮年将殒。

　　据一个环保组织统计，该村50多年来有4户断绝人丁。村里的男子不少壮年早逝，仅剩下孤儿寡母，而活着的人多数有病在身。到2002年，村里只有7户共38人仍驻守在这块祖宗留下的地方，已婚的12对夫妇中，夫妇健全的仅4对，有的年刚30岁就丧偶。而附近村子里的人都生活得十分健康。所以，其他村庄的女孩不愿嫁到斜塘，而斜塘的姑娘也招不来别村的女婿，提到斜塘村，邻村的人都会皱着眉称它为“短命村”。

　　2002年，广东省青年志愿者的“健康直通车”开进了斜塘村，来自南方医院的专家们经过实地考察，将该村人饮用的水样送往有关部门化验，终于揭开了斜塘村人“短命”的秘密。原来，斜塘村只有一口井，村里人都要靠井水为生。就是从这口井中打出的水里，肉眼可见水中有沉淀物，铁、锰、亚硝酸盐等的含量大大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其中亚硝酸盐超标3倍，锰超标6倍。

　　前去为村民看病的医务专家认为，如果食用水中亚硝酸盐的含量过高，轻则致人慢性中毒，重则可致癌。锰的毒性虽小，但若长期食用，危害性也不小，具体病症为：患者因缺氧导致大脑功能不全、性功能障碍、继发肾病等。而且事实上，不仅村里的成人在遭受病痛的折磨，连十几岁的少年也不可幸免，李家两兄弟先后患上肾炎，连腰都直不起来，已经18岁的哥哥发育得连10岁的孩子都不如。

　　斜塘村村民的遭遇并不仅仅是个案，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岩头村，这个背山靠水的小渔村，本来是典型的浙南“鱼米之乡”，但当本报记者进入该村采访时却发现，该村1991至1995年癌症死亡率占20%，1996至2000年癌症死亡率占34.2%。2001年和2002年癌症死亡率达55.6%。气管炎死亡率分别从1991年至1995年的6%上升到1996年至2000年的10.5%和2001年、2002年的11.1%。妇女发病率从1997年的17%上升到2001年的63.4%……这里如今已经成了附近村庄闻风变色的癌症高发村。尽管当地环保部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闪烁其辞，但该村村民却向记者对上游林立的药厂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因为出现癌症高发现象跟药厂在当地建立的时间是如此的巧合。

　　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本报去年的封面报道《癌殇，沱江之痛》中(见2004年6月23日《周末》第2—3版)，四川简阳市简城镇民旺村在上个世纪70年代，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长寿村”，那时村上90多岁的老人就有十多个，但到了80年代末期，由于患癌症死亡的人逐渐增多，村里人的寿命越来越短，现在8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非常少。为此，临近的老百姓都把民旺村称为“癌症多发村”。

　　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发现，2004年2月中旬到3月2日，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技改项目进行投料试生产，在试生产过程中，给料泵没有运行，尿素水解系统未能投运，尿素生产系统产生的工艺冷凝液没有经过水解塔有效处理，大量高浓度氨氮废水直接排放，流入沱江，造成沱江流域发生特大水污染事故，近百万人生活用水受到直接影响。

　　尽管在本报刊发报道后不久，成都市青白江区环保局局长赖建能以及仁寿县环保局局长王二小遭到撤职处理，但多名学者仍向本报痛心地预测：“这次特大污染事故的发生，意味着在未来的3至5年时间内，沱江流域的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还将成倍地增长。”

　　有资料证明，十多年来，在岩头村和民旺村发生的悲剧在中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指出，人类疾病80%与水污染有关，据统计，每年世界上有2500万名以上的儿童因饮用被污染的水而死亡。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有24%的人饮用不良水质的水，约1000万人饮用高氟水，约3000万人饮用高硬质水，5000万人饮用高氟化污水，而这些数据每年均呈上升趋势。我国湖泊环境研究首席科学家刘鸿亮院士介绍说，国内外由水中检出的有机污染物已有2000余种，其中114种具有或被疑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物质”，我国各地的水源中一般都能检出百余种有机污染物。

　　城镇水污染 很难找到未被污染的地下水

　　即使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也不能掉以轻心，据广东省环保部门的水源水质监测报告显示，去年以来，在广州的6个水源地中，江村水厂、石门水厂和西村水厂水源地水质为尚好至极差，主要超标指标为氨氮、粪大肠菌群、锰、溶解氧和总磷等第二类污染物，其中石门水厂和西村水厂常年水源地水质为极差。

　　2004年12月中下旬，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横街社区有一些居民高烧持续不退，经检查，这些居民得的是副伤寒。记者在采访中才发现，这些染病的居民都是因为饮用了自己开挖的井水。

　　横街街道书记张加明告诉记者说，估计传播途径是带有病毒的外地人来到横街后，其粪便污染了井水，其他人使用地下水后感染了病菌，新感染的病人又通过水、饮食或亲密接触等将病传给了别人。由于不少人怀疑是化粪池渗漏导致病菌传播的，张加明说他们今年将对化粪池进行大规模改造，使它不再渗漏，不再对水源产生影响。

　　随后杭州市西湖区环保局有关负责人也向记者表示说，他们已对横街社区的地下水进行了化验，确实发现多项指标超标。通过检查，他们又发现横街社区小河鲜快餐店排放的很多污水都渗到了地下，导致地下水污染，现在他们已经查封了该店。至于还有没有其他污染源，他们目前正在调查。

　　西湖区疾控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断言，横街有人得副伤寒的原因可能是地下水污染。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专家赵章元研究员在2004年年中曾经提出，中国垃圾填埋场普遍存在渗透问题，没有一个能达到国家污染控制标准。

　　赵章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工矿企业多年来采取粗放型生产方式，致使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尽管近年来国家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但在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依然隐藏着某种不可忽略的重大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我国地下水污染，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存在着较大影响。他表示，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市民中的恶性肿瘤、畸形怪胎、新生儿缺陷、血管类病等在快速蔓延着，其中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目前发展趋势更加突出。

　　我国近30年来癌症发病率在持续上升。全国的高血压患者已经超过1亿人，并在以每年25%的速度递增，发病年龄在迅速年轻化，心肌梗死发病率也在迅速上升。全国每年脑血管发病者多达250万人。据专家预测，我国即将面临心脑血管病发病的第二次高潮。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糖尿病患者比较多的两个国家，我国糖尿病患者多达5000万，Ⅱ型糖尿病正处于暴发期，而且在以每天3000余人的速度递增。与此同时，全国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估计约425万。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表明，中国约有39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每年新发癌症病人160万，其中约有130万人死亡。在近20年中，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上升了29%。

　　赵章元还告诉记者，大气和地表水的污染比较容易被感觉到，而惟有地下水的污染，是难以发现的，也是人们接触比较多比较直接的，很容易被忽略和被掩盖。长期积累后，就可能发展到难以收拾的程度。

　　赵章元从我国118个大中城市地下水监测资料分析表明，目前全国地下水已普遍受到污染(超过97%)，部分地区水质污染超标严重，且还在继续加重。尤其是北方城市污染更加严重，污染元素多，且超标率高。如华北地区的主要城市中，仅海河流域水质劣于国家地下水质量Ⅲ类标准的水体面积就多达7万平方公里左右。

　　赵章元告诉记者，京津唐地区地下水中含有机物种类达133种。由于地下水被超采，形成了大面积地下水漏斗，更加速了浅层污染的地下水向深层流动，污染在不断向深层发展。目前，仅海河流域——京津冀地区的地下水漏斗面积已扩展到3.5万平方公里。北京地区的地下水也普遍被污染，已形成较大范围的重污染区和严重污染区，有不少地区地下水现已不能饮用。

　　赵章元语气沉重地说：“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地下当成垃圾桶，让污水废水流入地下，把固体废物甚至是有毒品填进废坑里是司空见惯的。长期向地下渗漏大量剧毒、有毒物质和各类病原菌、病毒等污染物，污染了土壤和地下水。”

　　“在我国平原地区，目前要寻找出一块未被污染的地下水地段，竟成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多年形成的地下渗漏污染，连同地表水的不断恶化，积累了大量有毒污染物。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其有毒物的种类和数量往往也越多，在目前地下水管理尚未健全阶段，对人体健康的威胁也会越大。”

　　自来水“比较后一道防线”安全吗?

　　时至今日，家住浙江省嘉兴市的某机关干部杨大圣还记得发生在2003年8月的那场恐慌。2003年8月8日，嘉兴市发生了近年来比较大的一次自来水污染风波，占全市居民饮用水量80%的石臼漾自来水厂送出的自来水因为出现恶臭异味，在市民中引起恐慌。一些居民家庭、高级宾馆开始拒绝饮用来自该厂的自来水。

　　有关部门经过多天的调查，发现水污原因可能是前几天江浙一带持续高温，石臼漾水厂取水口所在北郊河及支流亭子桥河上游生猪养殖场所排污水大量下泄所致。环保部门连同水利部门关闭掉亭子桥河到北郊河的水闸，阻止该支流污水流经石臼漾水厂取水口后，自来水的恶臭才逐渐被消除。虽然此事比较终没有引起较大规模的居民中毒，但仍然引起了居民对自来水质量的强烈质疑。

　　传统的自来水的主要消毒方法是加氯杀菌，虽然能去除大量细菌，但也留存着有害物质，尤其是水中的重金属和亚硝酸盐等成分。同时运输过程、水塔贮水等都造成一定程度的二次污染。尽管将水煮沸，却无法除去水中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

　　根据国家卫生部颁布的《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生活饮用水应该无色、无味、无异臭、无肉眼可见的沉淀物、水生生物等令人厌恶的物质;饮用水中的化学物质不得产生急、慢性中毒和远期危害，水中所含的人体必需元素不应过高或过低;水质对人体不产生毒性和潜在危害;饮用水中不得含有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卵，不得引起水介传染病的流行。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一旦饮用水超过了以上的标准，将对人的身体带来难以预期的损害。

　　根据浙江省环保局一份针对太湖流域内浙江省城镇16个自来水厂的调查显示，不合格饮用水源占总数的81.2%，说明饮用水源普遍遭到污染。有一个市，所有取于地面水的自来水厂水源水质均不合格，该市肠道传染病发病率高出全省70%以上，高出全国的1.2倍。太湖流域水质恶化和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大量的城镇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入太湖，农村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导致氮、磷流失严重。另外含磷洗涤剂使用量增加和流域内网箱养鱼面积不断扩大，进一步造成营养物质排入量迅猛上升。据统计，太湖流域每年排放废水总量31亿多吨，加上其他污染源，大大超过了太湖及其流域水体的承受能力。相比之下，污水处理能力又十分薄弱。杭嘉湖地区原来只有杭州四堡污水处理厂一座，只能处理杭州市生活污水一半左右。

　　谁来为水污染买单?

　　一部名叫《东方三侠》的港片曾经刻画了一个城市缺水后的状态，人们的焦躁、不安，以及重新自由用水后的欣喜……这一切难道真的会发生吗?而现实是，水，正在从“可再生资源”转化为“不可再生资源”。

　　百姓买单——

　　水污染严重间接拉高水价

　　水价又要涨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传递涨价信息的并不是人们所熟知的发改委，而是国家环保总局。

　　据报道，国家环保总局近日发出通知，为积极推进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抓紧落实水污染治理资金，今年将提高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此前，一些城市已经征收了城市污水处理费，而且收费标准还在不断提高，有城市几个月就提高两角钱。但也有些城市目前还未征收污水处理费，例如西部一些城市。有专家认为，如果限期征收城市污水处理费，并提高收费标准，一些城市的水价将会随之上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节水与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室主任裴源生强调说，污水治理费增加是水价上涨的一个原因。“目前，国内水污染非常严重，国家加大了治理水污染的力度，水污染治理费上涨，也就会在水价上表现出来。”

　　更为确切的信息来自首都北京。

　　北京水务局局长近日在媒体公开表示，北京水价还将进一步上涨，而每吨6元左右才是比较合理的价格。对北京的老百姓来说，经历过14次水价上调之后，他们目前每消费一吨水将花费3.70元，其中，污水处理费占到0.90元。而比较近一次水价调整听证会所讨论的恰恰就是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费。

　　更为严重的情况发生在浙江。

　　被称为水乡的嘉兴今年发生了严重的污染性缺水，3月中旬，嘉兴街头，各类节水宣传品指导居民们要用淘米水洗菜、用洗衣水擦地，或者在抽水马桶水箱里放砖头，以节约冲水量。相应的事实是，该市居民用水从每吨1.65元涨至1.9元。

　　污水处理费将成为水费中比较活跃的涨价因素之一，这似乎已成为可以预见的事实。而其实，水污染与水费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乐于提倡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许多城市根本没有收水费的意识，即使收，价格也都很低廉，像北京1吨水仅售几分钱。到了80年代中后期，水费也只是象征性地收取。1991年北京水费首次上调，每立方米的水价由0.12元上调到0.30元，这时的水费更多的是体现一种福利待遇。直到1998年，水费才真正成为市场意义上的水价，体现出价格与价值的真实关系，也正是在那一年，水污染问题开始成为政府乃至民间都关注的热点话题。

　　业内专家认为，水价的组成因素因为污染问题而不断庞大起来。据介绍，在城市化初期，水价的内容仅限于城市从自然中取水、净化、输送到排放的成本与收益，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供水价格。当城市污水排放的影响超出了自然水体的自净能力，水价中加入了污水处理和环境补偿费用，也就是城市污水处理费和排污费。等到水污染严重到城市就近水源已无法满足自身发展的总量需求时，远距离调水甚至跨流域调水成本开始进入水价。当水资源总量稀缺，不能满足“以需定供”的水资源配给方式时，资源成本进入水价，形成水资源费。

　　2004年初，国务院以文件形式明确了城市水价的四元结构组成，即水资源费、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城市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四部分，其中与水污染直接相关的两项费用——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就占到水价的一半以上。因此，水污染环境日益恶化必将导致水价的持续走高，百姓也将为喝到干净的水花费更多的钱。

　　政府买单——

　　黄河水污染年损失百亿元

　　三门峡水库闻名于世，是因为那“万里黄河坝”的称号，但如今它那一库污水却成为黄河上一个无法抹灭的“污”点。

　　三门峡水库泄水目前已呈“酱油色”，水面上还不时泛起白色泡沫。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副局长刘红宾介绍说，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每到冬春季节，三门峡水库的泄水都会变成“酱油水”。

　　因修建大坝而兴起的三门峡市也同样著名，因为这里的人是“守着黄河买水吃”。

　　3月中旬，在三门峡市的一个家属院里，一群市民正围着一个农用三轮车，车上放着的是一桶矿泉水，桶身上接着一根长长的塑料管，居民门拿着盛装饮用水的水桶在水管里接水。“河里的水已经污染得不成样子了，经过那么多道程序净化，还是有一股味道，现在也只能买水喝了。”一位市民埋怨着。对很多三门峡市民来说，下班后买水已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以至于在三门峡，卖水都成为了一种产业。

　　近年来，三门峡大坝上游一些企业的污水排放量有增无减，黄河附近城镇的生活污水也逐年增加，再加上由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退化造成黄河水体降解污染物的能力降低，三门峡水库水质量随之严重下降。

　　偌大的三门峡市以及水库只是黄河污染版图上的一个点。

　　黄河是中国北方的重要水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引黄灌溉、工业、城市供水累计经济效益达6000亿元，黄河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黄河流域及相关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但近十多年来，黄河污染有加重趋势，目前，黄河每年废污水排放总量已达42亿立方米，比20世纪80年代多了一倍，入黄污染物已超出黄河水环境的承载能力。

　　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有实测记录至少遭遇四次严重污染，目前，除黄河上游少数河段水质为三类，其余河段水质常年为四类或五类，几乎无所用途。有关部门据此预测，如果对于黄河的污染状况不加扼制，任其发展，那么我们的母亲河将在5年后成为一条废水河。

　　据专家介绍，工业污染是黄河水污染的主要原因，占废污水排放总量的73%，但水污染又反过来给工业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据测算，黄河流域每年因水污染导致工业用水成本增高、产品质量下降带来的损失约23亿至32亿元。农业是黄河上的用水大户，占黄河总用水量的90%，黄河水污染给农业造成的损失每年比较高达33亿元。

　　令人担忧的是，沿黄地区许多农田被迫用污水灌溉，对区域内居民健康带来危害。据初步测算，区域内每年人体健康损失达22亿至27亿元。黄河水污染同时还带来水资源价值损失、城镇供水损失，并增加了处理污水的市政额外投资，每年总损失近60亿元。

　　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组织专家组对黄河水污染进行量化分析后，得出的比较后结论是：黄河水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15亿元至156亿元。 ?

　　环境买单——

　　长江三角洲地面正在下沉

　　长三角部分地区地面正在下沉。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近日，由国土资源部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主持的《长三角地区地下水资源与地质灾害调查评价》报告完成。据报告显示：由于地下水资源被过度开采，地面沉降对长三角地区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已经达到3150亿元，包括对建筑楼房、道路桥梁、地下管线等造成的损失。如果这一情况不能得到改善，“沉默的土地危机”将随时有可能在长三角大范围爆发，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郭坤一研究员接受媒体采访时作出如上表示。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佘之祥则表示，水污染是造成地面下沉的又一个杀手。只有保护好水环境，长三角的地质灾害才有可能得到控制。

　　有关专家表示，必须对地下水进行有度地开采。由于长期过度开采地下水，长三角地面沉降大于200毫米的范围近1万平方公里，上海、苏锡常和杭嘉湖的比较大累计沉降量分别达到2.63、1.80和0.82米。

　　地面沉降是一种缓变的地质灾害，造成这一灾害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对地下水的过度盲目开采。“苏锡常出现地面沉降并不是比较近的情况，以前就有过类似的灾害。但这次调查显示，情况十分让人担心。地下水被过度开采，地面就会下沉，但这并不等于说今天停止了地下水的开采，明天地面就不会下沉。”郭坤一表示，这种灾害是长期造成的，影响也是长远的，而水污染则加剧了这一灾害。“现在长三角地区应该好好反思地面为什么下沉?为什么过度开采而不注重保护地下水?为什么江南水乡会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威胁?”

　　郭坤一告诉记者，地下水的开采要有个度。就整个长三角来看，现在苏浙沪地区要对水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并落实到实处。长三角是一个整体，而不是被割裂的三个地方。“比较重要的措施还是对水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如果只注重开发而不去保护就是浪费，即使经济发展了，到头来也会得不偿失。在国外这样的教训已经太多了。”他认为，现在过多的地下水被用在了工业上，而用在饮用水方面却很少，这一矛盾必须得到解决。

　　“造成长三角地区地面下沉的比较主要原因就是地下水过度开采造成地下水漏斗区，在比较集中的几个地方出现地面下沉，但这种下沉不是普遍的现象。”佘之祥说，“目前，由于城市要开采地下水，乡镇企业也在开采，水利建设不当，湖泊河流受到污染等原因，才会出现这么多关于水方面的问题。地表水被污染了，人们只好去寻求地下水，而地下水被过度开采又导致地面下沉等一系列灾害。”

　　佘之祥认为，农村将变成重灾区，农村的水污染是面源污染，与城市的点污染相比，情况更严重，也更难治理。农村乡镇企业大量用水以及造成的水污染问题已非常突出。农村用含磷洗衣粉洗衣服，用化学肥料和大量农药培育庄稼等将进一步加剧地表水环境的恶化，进而影响到地下水环境，让整体环境不协调。

　　“过度开采是浪费，污染也是浪费。目前政府执行用水政策出现失误或者不力，将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的缺乏。”佘之祥表示，国外地下水用在生活方面相对多一点，而我国却恰恰相反，工业过多使用地下水，却将地表水经过净化而供人们饮用。

　　佘之祥指出，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就要在水资源利用方面统一行动，而不是分头管理，各自为政。但这种体制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长三角在水方面的问题还将持续。现在应该呼吁民间合理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自己生存的环境，减少或避免水污染。这也将从根本上解决因为地下水枯竭而造成的地面下沉。

　　水污染为啥屡治屡污?

　　“中国水污染问题的趋势是越来越坏，而不是越来越好。前景很不乐观。”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叹息道。

　　在谈到造成严重水污染的重要原因时，曲格平说：“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工业污染，这是很严重的。将来即使所有工业都合理布局，污水全部达标排放，处理过的污水也是超五类的。二是城市生活污水，我国完全达到处理后排放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三是面源污染，即农田施用化肥、农药及水土流失造成的氮、磷等污染。这个问题比较麻烦。我国是世界上使用化肥强度比较高的国家。多种因素造成的复合污染，将使得中国水污染恶化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尽管专家们对水污染的问题整天奔走呼号，对水污染的原因也颇有见解，可为什么水污染状况一直无法得到有效改善呢?

　　GDP高增长背后的污染成分

　　2005年以来，所有省份都提交了各自的2004年经济形势报告。报告表明，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居前四名的省份都超过了1万亿元。然而不少专家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2004年，广东省的GDP为1.604万亿元，名列榜首，年增长率为14.2%。该省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达到13628元和4366元，分别比2003年增加10.1%和7.7%。但广东省环保局副局长陈光荣在2004年11月公布的《2003年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中承认，“与去年相比，大部分城市……空气质量略有下降;城市酸雨污染仍较严重。”据陈光荣说，2003年，广东省废水的排放总量增长了11.4%，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工业烟尘的排放量却分别增加了10.2%、10.6%和30.6%;作为度量废水中有害物质指标的COD(化学耗氧量)，在工业废水中的排放量为21.11吨，比上一年略有增加。

　　山东省的GDP为1.5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二位，人均收人2000美元。76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使该省成为第二大经济强省，然而要论二氧化碳排放量，山东省位居。山东省环保局局长张凯在《2003年度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中表示，2003年，全省二氧化硫排放总量183.6万吨，比上年增加14.6万吨，增长8.6%。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154.0万吨，占排放总量的83.9%，比上年增加14.6万吨，增长10.5%;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29.6万吨，占排放总量的16.1%，与上年基本持平。从全国范围来看，山东省排污总量都在前列。

　　浙江省的情况大同小异。浙江省GDP增长了14.3%，达到1.124万亿元。但是浙江也是一个污染大省。《2003年度浙江省环境状况公报》中显示：“与2002年相比，(浙江省)总体水质略差。平原河网和城市内河水质污染依然严重;湖泊存在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现象，水库营养化程度较轻，全省酸雨污染仍较严重，酸雨发生的频率高、强度大、范围广。”公报还显示，2003年浙江省的废水排放总量达27.03亿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10432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水排放量达16.81亿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1976万吨，分别比1990年增长84.8%、29.1%、3.0倍和1.3倍。这表明浙江省每生产1亿元GDP需排放28.8万吨废水，生产1亿元工业增加值排放38.37万吨工业废水和2.38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气。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世界银行另提出了一个宏观指标——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的GDP，即绿色GDP。绿色GDP和标准GDP之比就可以表明一个国家的环境状况。“绿色GDP核算体系正在国家统计局与环保总局的联合攻关之中。”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透露，出台后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将与现行的干部考核体系挂钩。

　　治污之困：“饿死还是毒死”

　　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保护的尖锐矛盾在各水系流域治污问题上尤为突出。

　　颍河是淮河比较大的支流，它在成为污染比较严重的河流的同时，也成为淮河比较大的污染源。2000年底，国家环保总局在颍河至安徽的界首市设了个水质自动监测哨——淮河流域七渡口站，这个监测哨的负责人王伟告诉记者，在监测哨的颍河断面采样点上游的不远处就是一座造浆厂，河对面还有一座?再往上走50公里左右就有2座紧挨着建的水闸，那里面就有著名的某味精厂的排污口。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夏青告诉记者，在1997年之前，环保局没抓别的，就坚决抓了淮河流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关了1211家造纸厂，这在全世界都是轰动的。那时候全国人民还不大清楚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环保在那个时候就实施了，这是不能忘掉的，“一般凡处在上游的地区都不能发展严重污染的工业，这是世界各国都遵循的”。更为严厉的政府行为是1998年1月1日“零点行动”的部署与实施，淮河的污染状况改善一度被看好?中央政府强令禁止“十五小”企业，要求淮河流域的工业企业废水在这次行动中全部实现达标排放。

　　现在看来这多少算是一次流产的行动，尽管政令的效果一时间曾立竿见影。几年后，这些被关停的“十五小”企业三三两两地又再度悄然兴起。因为富裕总是基层民众的比较迫切欲望。地方经济学者李杨说，治污的十年间，淮河流域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增加了两千多万农业人口。这些人口仍然需要在淮河经济带寻找就业机会，地方政府的GDP和税收也需要这些小企业拉动。夏青对记者说：“更何况淮河经过的四个省份区域全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比如山东的鲁西、安徽、河南、江苏的苏北，而农业大省尤其希望靠发展工业来进步。”

　　“为什么淮河流域的造纸厂很长时间关不住?”李杨说，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麦草是这里的造纸优势。他说，淮河流域是稻草和麦草主产区。“造纸发达的时候，麦草价格比较高能卖到小麦的一半，麦草收割起来要比小麦省劲得多。”而“一家小型造纸厂只需投资20多万元就能运转，半年收回全部投资，当年便可盈利”。

　　“麦草造纸，比较大的污染来自一种随纸浆而产生的‘黑液’。这种污染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的技术来处理，而它对河水的污染又比较厉害。”李杨说，淮河流域都在为麦草想出路。但没有人收购，又不许焚烧，农民就把麦草堆放在地头或沟边，经过夏天的雨水冲刷，又形成废水流到河流中，形成新的污染。

　　有过剩的资源，又有过剩的劳动力，这样的内需动力让造纸产业屡禁不止。更要命的是，这些企业往往还在淮河的上游。像漯河市，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省辖市，第二年，就曾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联合完成了一个《漯河市水污染控制系统规划研究》，市政府鉴于市区几家造纸厂都各自拥有一套独立的草浆造纸系统，就决定以造纸厂为依托，统一建设一个年产35000吨商品纸浆基地，再配以碱回收装置，从而实现“集中制浆集中治理、分散造纸、解决污染”的比较佳格局。但曾经去漯河市调查淮河污染的陈桂棣说，“集中制浆”的初衷，原是为“集中治理”，但直到他去漯河采访时，造纸厂的碱回收工程只是搞了点“土建”。结果产量扩大，导致污水排放量进一步增大，当时光这一个厂每天综合排污量就是15000吨。“但放弃污染，也意味着要放弃经济增长点和可提供的就业岗位”。

　　10年投入600多亿元巨资，淮河水质似乎“原地踏步”?淮河流域水污染问题，再度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资料显示，淮河、海河、辽河仍然是我国七大水系中污染比较严重的河流。主要污染项目为氨氮、COD(化学耗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总磷等。

　　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说，由于一些企业违法排污，造成一些支流被污染，出现了污染反弹的现象。但淮河流域的污染防治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进展，从1996年到2003年，淮河流域的GDP增长了134%，但水体主要污染物COD的排放量却降低了50%。

　　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要清醒地看到，淮河流域的水污染治理是国家在经济欠发达、人口密集、污染严重的地区首先起步的，治理难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它所取得的成效也是相当脆弱的。造成淮河流域污染反弹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地方保护，流域内各级政府没有严格按照环境容量组织当地经济社会活动，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传统生产方式仍然存在。二是资金投入不足，治污工程建设滞后。到目前为止，淮河“十五”计划投资完成率仅占33%，个别省份甚至不足20%。污水处理厂建设缓慢，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低。全流域尚有85个城市污水处理项目未动工，大部分城市污水处理厂没有实行市场化运作，多元化投资机制尚未形成。三是结构性污染依然突出，企业超标反弹严重。四是非工业污染日益突出。化肥、农药施用量不断增加，其中约70%的用量流失或残存在土壤和农产品中，并比较终进入水体。这一切，均使得我们治理污染的速度赶不上环境破坏的速度。

　　“直接饿死还是间接毒死，在面对这样的选择题时，我们难免会犹豫。”一个地方官员向记者感叹道。

　　治污的法律空白

　　无独有偶，淮河“治了又污”的怪圈也是黄河治污无法跳出的。

　　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办公室副主任张清告诉记者，黄河流域自身经济支撑能力不足以解决黄河水污染问题。黄河流域多属经济不发达省份，发展经济，解决吃饭问题仍是各地方政府首要考虑的。因此，各工业企业很难有资金投入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政府本来就紧张的财政也不可能在治污方面投入。?

　　从大方面来说，治理黄河也缺乏法律后盾。国家目前针对水污染有《水法》、《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等。但这都是所有流域通用的大法，针对黄河的可操作性的细法并没有。

　　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副总工程师尚晓成认为，应该结合黄河的实际情况立法。整个黄河流域从水资源保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都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1991年成立的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由水利部和国家环保局联合领导，负责黄河水质检测。该局人、财、物归水利部管辖，业务上和国家环保总局又密不可分。监测水质，却又无执法权。只能将监测数据上报国家环保总局，由国家环保总局再转递各地方环保局，然后由地方环保局具体执法。地方环保局往往要顾虑地方经济发展，更少考虑环境生态保护。

　　无奈之下，该局多数情况下只得借助新闻媒体曝光一些污染严重的支流及一些污染大户，这又恶化了和地方环保局的关系。几次借助媒体后，他们再出去监测水质，地方环保局根本不配合。一面是有人才、技术、设备，却没有执法权的流域机构，一面是有执法权，却要平衡利益的地方环保部门，双方一直在博弈。尚晓成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称，对黄河进行治理、管理，必须建立和完善流域与区域相结合，水利、环保等相结合的治污机制，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幸运的是，在各方努力下，2004年4月，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与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局签署了个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和地方环保部门之间的业务全面合作协议书，并将逐步与沿黄各省环保局签订业务合作协议书。

　　在改善工作外部环境的同时，2003年6月，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在全国水利系统中个建立重大水污染事件快速反应机制。黄河水利委员会也已经开始实施入河污染总量控制，以遏制黄河沿岸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乱排现象，改善黄河水质。黄委会有关专家表示，如果按照这一目标进行控制，到2020年，黄河干流水生态系统将趋于良性循环。届时，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有望重现清流。

　　治淮变迁的信号：治理水污染的走向

　　从上世纪末的淮河恶性污染事件，到如今黄河三门峡水库的“一库脏水”，以及被严重污染并被专家认为10年后将是第二条“黄河”的长江，还有污染状况持续恶化的滇池、巢湖、太湖……

　　水资源污染，已不折不扣地成为中国的世纪之痛。而淮河则是这根痛苦神经中比较敏感的末梢。

　　淮河，曾因盛产河蚌和珍珠闻名，但现在已被污染得千疮百孔。据介绍，淮河首次发生严重污染是在1975年，7年以后又发生了第二次重大污染事故，此后，污染事故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密集，到90年代，大小污染事故已经是年年发生而且平均每年两次以上，1994年更是达到3次。

　　淮河比较著名的一次污染正是发生在1994年。那年7月，淮河上游的河南境内突降暴雨，颖上水库水位急骤上涨超过防洪警戒线，开闸泄洪将积蓄于上游一个冬春的2亿立方米水放了下来。水经过之处河水泛浊，经专家取样检验，证实上游来水水质恶化，沿河各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达54天之久，“150万人一下子没水喝了”。

　　这起特大污染事故造成了上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并引起政府高层的极大关注，治理淮河一度成为体现政府治污决心的象征名词。

　　然而，就在淮河治污十周年刚过的日子，也就是在2004年7月16日到20日，淮河支流沙颍河、洪河、涡河上游局部地区降下暴雨，沿途各地藏污闸门被迫打开，5.4亿吨高浓度污水形成了长度为130—140公里的污水团，奔流而下横扫淮河中下游，洪泽湖一带的水产养殖户遭遇了灭顶之灾。这次污染事件大大突破1994年7月污水团总长90公里的“历史纪录”，创下淮河污染“历史之比较”。

　　特大污水团砸疼了人们的神经，淮河再次成为焦点，10年治淮的成效受到质疑：在耗费了近百亿资金，长达10年的综合治理工作后，为何淮河非但没有“还清”，却反而污染得更严重了呢?

　　现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曾在治淮工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夏青显然具有发言权，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用5年或10年时间治理淮河这样一条河流时间太短了，作为一条河流或者一个湖，如果是50年或者100年能给治好就不错了。夏青说：“我们当初规划中说明了，整个淮河流域的排污量相当于京津沪三个城市的总和，但是它的生产产值仅相当于京津沪的1/4，这些发达城市都没有达到标准，要求在这个穷地方达到，时间太短了。”

　　一位治淮专家则指出，当初的治淮工程是一个静止的投资和规划，由于政府治污心切，并没有考虑到还在不断迅速推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形势下与经济增长同步的污染增加。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淮河水污染已出现新的变化。据介绍，淮河治污之初，工业污染占70%，生活污染占30%，而现在，这两个比例在沿淮流域的许多城市正好倒了过来。以河南省信阳市为例，据统计，该市工业污染的比例目前占30%，而城镇生活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则攀升到70%。

　　生活污水根本无法控制，且随着人口的增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在不断增加，治理生活污水惟一的办法就是建立污水处理厂。但沿淮污水处理项目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据记者了解，蚌埠近百万城市人口，每天产生污水30多万吨，仅有的一个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仅6万吨，每天还承担着丰原集团2万吨工业废水处理任务。“污水处理厂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处理能力不到全市生活污水总量的1/3。”

　　按“十五”规划，沿淮城市污水处理项目尚有93个未动工，占57.8%。其中安徽省29个城市污水处理厂项目一个也未完成，未动工比例高达86.2%;有的项目即使动工，但离竣工之日遥遥无期;有的项目即使竣工，但根本无法运转。

　　严峻的现实和历史的经验教训使得政府的治淮工作态度趋向更加理性、更加务实。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再提“淮河还清”，而改提让人民喝上干净水，这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夏青据此分析说：“实事求是地确定近期目标，先解决饮用水问题，确实能体现民意、体现和谐社会目标，把国家有限的资金放到紧迫问题上也会得到各方面的欢迎。”